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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理化、大眾化、國際化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中國經驗的理論總結和理論建構，是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要使命和任務。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深入闡釋其豐富內涵、核心要義和鮮明特色，不僅要從宣傳、解讀的維度出發，而且要結合中國發展實際，綜合運用學科優勢和專業優勢，對新思想進行富有廣泛社會理解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學理闡釋，不斷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取得新成果。當前哲學社科領域尤其要加強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論述以及習近平法治思想等研究，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層面、民眾生活的實踐層面、國際社會的交流層面不斷豐富其闡釋。

　　 2.“共同富裕”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為準確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判斷，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兩個“必須認識到”的要求。在當前社會歷史條件下，“共同富裕”這一議題至關重要。“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如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成為亟須解答的重大理論命題。

　　 3.后疫情時期“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

　　 2020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2021年正值建黨100周年，在新征程上，如何將“黨領導一切”作為制度落實，充分體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并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制度有機結合，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亟待解答的重要理論問題。新時代需要以黨的建設為抓手，不斷優化政黨能力的“支撐結構”，進一步增強黨的政治領導、組織動員和資源統籌能力，切實將“黨領導一切”的政治優勢轉化為長效化的治理效能。

　　 4.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社會邏輯與治理機制

　　 高質量發展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表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經濟和社會都有其發展邏輯，也都存在著發展質量問題。高質量經濟發展要解決從“有沒有”到“好不好”的問題，高質量社會發展則要解決社會樣態、組織機制和社會技術的高質量轉型問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社會建設，要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同時推進，解答高質量社會的制度設置、高技術與高社會相互生成、網絡化邏輯和大數據規則、智能工作系統和智慧生活方式、綠色生態發展、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等議題。

　　 5.世界文化格局轉變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構建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在“十四五”時期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到2035年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當下，大數據、5G等新技術催生了新的文化格局，傳統的文化生產與傳播體系正在發生深刻變革。面對世界文化新格局，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要以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為方法，關注不同群體的文化心態和文化旨趣，理順文化產品與價值觀傳播的關系，加快發展相關文化業態，增強文化自信，不斷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全球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

　　 6.“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世界文明的互鑒與對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推進世界文明的互鑒與對話，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基本擔當。一方面，特殊內涵普遍，要在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對話中，系統總結、自覺傳播中國故事、中國經驗和中國理論，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另一方面，普遍提升特殊，要在促進世界治理結構優化的進程中，推進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營建雙贏和共贏局面。

　　 7.智能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轉換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對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帶來巨大沖擊，哲學社會科學界必須直面智能時代，適應變革，回應挑戰。一方面，哲學社科研究和評價的學科化、數目字化、內卷化問題突出；另一方面，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和國家的重大戰略不斷提出新命題，要求哲學社會科學深度介入現實。智能時代呼喚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轉換：要扎實推進以學科為中心的專業研究和基礎研究；要倡導和探索直擊時代靶心、具有強烈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的跨學科研究。

　　 8.特大城市“以人民為中心”的風險治理與應急管理

　　 在全球風險社會與中國社會加速轉型的雙重語境下，我國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逐步加劇。作為特大城市的“超大規模優勢”，在常態時期會帶來巨大的發展紅利，但在突發危機面前亦可能轉化為“超大規模劣勢”。如何“以人民為中心”，基于特大城市中居民的安全感、歸屬感和幸福感，構建一套風險預警、應急管理、危機化解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提升城市非傳統安全治理能力，強化風險治理的危機意識，使城市運行更加安全高效，需要重點研究，切實增強應對相關問題的格局、視野、效率和效能。

　　 9.新時代上海高質量發展以及區域一體化

　　 全球化發展背景下各國都在圍繞城市群提升地區競爭力,都市圈的目標定位與發展隨之成為一個重要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上海時強調，上海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更好為全國改革發展大局服務”。哲學社會科學界需要系統把握上海在長三角地區和全國城市中的戰略定位，圍繞將上海打造成為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全力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國家戰略，進一步加強自貿區相關制度建設，在推動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中發揮龍頭帶動作用等重要命題，開拓性地展開學理研究。

　　 10.數字化轉型視野下的國際數字之都建設

　　 城市數字化轉型是事關全局、事關長遠的重大戰略。隨著人工智能、5G技術的發展，以智慧化服務和精細化管理為特征的數字化基礎設施逐漸普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尤其要加強數字化轉型中城市結構、公共文化、大眾心理等問題的研究，率先用數字化方式創造性地解決發展難題，促進上海在智能時代實現從領先到引領的轉型。哲學社會科學界應借助建設國際數字之都的歷史機遇，以智能化、數字化為突破口，推動城市治理模式創新、治理方式重塑、治理體系重構等領域的研究，尤其要注重在參與新型國際規則制定、構筑全球數字治理體系中發揮智庫作用。